兰州自来水苯超标水污染事件仍在持续发酵，《法制晚报》记者盘点了自2004年至今的10年中，发生的47起影响较大的水污染事件。在这47起事件中，有29起水污染事件是因为化工厂泄漏污染而引起的，占发生污染事件的六成。但其中涉及刑事犯罪及被判刑的仅有6起，最高刑期为5年。 “水污染少处罚”是怎样成为了荒唐的事情，专家的解释是，主要是排污成本非常低,应该加大司法追责。应该承认，专家的分析有其道理，但显然忽略了地方政府在水污染事件中的角色与举动。 如公众所见，在一系列水污染事件中，地方政府不仅是事故处理的牵头者，亦是其能否进入法律追责渠道的重要力量。并且，一些地方管理者还有着根深蒂固的“去负面新闻情结”，水污染事件更多被其看作了危机事件，平息舆论关注是他们更愿意做的。如此之下，“水污染事件少处罚”的出现就显得顺理成章。 从这个意义来说，“水污染事件少处罚”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救济的话题，更是治理观念的话题。一般来说，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配置，通常都与所在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也导致它们间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暧昧关系。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从“竭尽全力维系政商关系”和“稳定至上”的习惯性认知走出来，成为以法律治理污染的坚定支持者，那么某种暗示下的“法院不受理”就很容易出现。而依靠公民的一己之力去与污染企业进行博弈，至少从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民事诉讼法55条明确指出，公益诉讼起诉公民个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。 有毒的水不能再流淌在大地之上，“水污染少处罚”是一个必须被正视的危险隐喻。法律的修订当然必须加速，让公民个体获得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尤显迫切，但重要的仍是，去努力厘清地方管理者与企业的边界，让其从习惯性袒护企业的行为模式中剥离出来，成为中立的裁决者。如此一来，不仅指向水污染事件的法律威慑力会形成，水污染事件本身亦会逐渐消减，关键看制度设计者有无决心与魄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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